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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戚小光扛着摄像机，原本是要拍一个“很主旋律”的题材，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。可是，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，推开那扇铁门，他整个人惊呆了。 　　人！全是人！20多个女人，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。 　　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，高低不平，有的床腿拿砖头、铁桶垫着。一个挨着一个的铺，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。外墙上贴着“上门打针”、“见证收款”、“高价收药”、“招聘”等花花绿绿的广告，其中一张A4纸写着：住宿24小时：2元。 　　2元，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。 　　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，戚小光突然“心里汹涌澎湃”，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。 　　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，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。他有时候也会想：夜幕降临时，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，消失在哪里？这一次，他找到了“蚂蚁穴”，他决心拍这个“消失的故事”。 　　这一拍就是5年。搭档们一个个离开了，只有他坚持下来。到最后，他都数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，“反正一分钟不歇，电视至少能播上一个月”。 　　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，取自这家旅馆阳台，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，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——女子宿舍。 　　“哭！哭当啥用，白扯！” 　　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，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，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。 　　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，她们仍然住在这里。床还是那张床，连床板上垫的海绵、纸壳子都没变过，唯一不同的是，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，再爬不了上铺，小芳已经17岁，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，住在另一张床上，也要单花一份钱。 　　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，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，扔下两个月的女儿，草房土地被占，日子过得“像腌渍的烂白菜”一样。14年来，几乎每来一个新人，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，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、被打、亡夫、子女不孝顺……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。可不用多久，就有人敲着床板，不耐烦地呵斥：“哭！哭当啥用，白扯！” 　　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、少妇花样的脸，甚至孩子光滑的脸，滑落时，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，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，他会删掉，因为“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”！ 　　日子稍长些，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“难民营”，说这里是“常驻大使馆”，这里的女人不是“天使”，就是“大使”。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，能“上天入地”。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，下地是能“修地球”。 　　这里寸土寸金。躺下时，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。所有人下地时，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。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，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，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。 　　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，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，女人们用它解渴、吃药、洗头、冲澡——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，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。 　　钱是每天算的，老板娘挨个收钱时，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崩儿，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，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。 　　没有人会“阔气”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。她们会像“候鸟”一样离开，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，她们就会搬家。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，她们又会回到这里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。这里就像驿站，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。 　　一年又一年，周而复始。 　　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。严格地说，这不是广场，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。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，具体来说，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，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，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。 　　胡同里有朝鲜小吃，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，有叫“桃姐”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。天晴时，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，有招聘司机专栏、保姆专栏、出国打工专栏。 　　把镜头往后拉，再往后拉，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，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、满语意思是“松花江边的城池”的吉林市里。 　　“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，太老了！” 　　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，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“敞亮得多”。 　　到黑龙江种稻子时，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，能看见满天星星。在乡下养猪，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，“要多大有多大”。 　　10月一下雪，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，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，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，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，“一天17元”。 　　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，像男人一样筛沙子、捣灰、搬砖，一天赚70元。可这活儿，女人大多“吃不消”。 　　整个漫长的冬天，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，春天来了，地里就热腾了。 　　春天，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，捡完这家捡那家，“扫荡整个村庄”。一天干14个小时，赚上50元。 　　夏天，她们可以坐票价7．50元的长途汽车，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。在农户家里剪，一毛钱一斤，在地里剪，一毛二一斤。不消说，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。她们要天不亮，走6里地到田头。等到黎明来临时，剪刀的“咔嚓”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。等到三天后，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。 　　如果手脚够麻利，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一群人一字排开，边走边掰。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，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,最慢的人拿20元。 　　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，一天能赚65元。最暴富的一次，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，一天赚了95元，创了最高纪录。可再也没第二次了，人家说：“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，太老了！” 　　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“劳动场面”，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。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，等人回来。 　　人回来了，没活儿干，也不打紧，到楼下站着。 　　劳动力广场上，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。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，女人站另一边，穿着皮鞋、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，雇主喊一句“焊工、瓦工”，就有一群人围上去，讨价还价，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，就会发生拳头之争。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。 　　冬天，雪花飞舞，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，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，冻得直跺脚。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，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，有人拦着镜头喊：“拍什么拍，电影都是假的，只有战争片是真的。” 　　张燕秒腿没疼之前，一直比较抢手，她不用站多久，就能找到活儿干。她关节粗大，看上去一身蛮力。 　　而她同屋，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，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，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，“她太老了”。 　　尽管出门前，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，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，用捡来的雪花膏，把脸涂得白白的，她跟人家说她只有“59岁”。 　　她有个秘密，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。一个月来，她的左眼疼得厉害，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，现在针扎一样疼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，也没见好。 　　“现在盼一天黑一天，眼前越来越黑了！”她叹着气，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，还是药水。 　　因为一只眼，她的雪花膏涂不匀，左脸黑一块白一块，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，对不准口儿，洒了一地。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，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，就“再也找不到工作了”。 　　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，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。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，她拒绝“照相”，她说：“出来打工10年了，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，见笑呀！” 　　“我要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这里，我恨这里” 　　镜头里一闪而过的，多半是那些皮肤皱巴巴、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妇人的脸，唯独当转向皮肤紧绷、眉目清秀的小芳时，镜头停留了两秒，整个画面一下子生动、鲜活起来。 　　17岁的小芳，童年、青春期、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。14年里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。妈妈打工到哪里，她的家就在哪里，住过农户家、住过桥洞、住过火车站。 　　7岁那年，她被送到了乡下的小姨家读书，可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，因为家里没钱，她就被迫退学了。她的学历是“1．5”年级，尽管她很喜欢学校，她还记得班主任是个扎着马尾辫、爱穿米色西服、很有气质的女老师。 　　最近，她离开了女子宿舍，走时，她跟妈妈说：“我要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这里，我恨这里。” 　　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，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。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，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，可那里能上网，能看电视，能听客人谈“世界杯”，她喜欢那里“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”。 　　这些，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，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，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“打量”这个孩子。 　　镜头里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，跟妈妈吵架，一副厌恶女子宿舍、不喜欢妈妈的样子。妈妈说，小芳长大了，心野了，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，“一心只想赚大钱”。 　　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，认为“自由价更高”。只要打工的地方能“提供住处”，她宁可工钱少点儿。 　　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，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，她们眼里只有“钱！钱！钱！”。她讨厌劳动力广场，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“臭男人”。 　　在这条街里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。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，不出10分钟，就能找到活儿。当然，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，不怀好意，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。她也确实上过当。 　　晚上，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。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，请她吃饭，给她买“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”，夸她“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”。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，求爱不得，写下血书：芳芳：你好，多保重！21点09分。 　　当镜头里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，小芳从上铺跳下来，快速消失掉时，整个画面一下子快“窒息了”。 　　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。天一亮，她就出门，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，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，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。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，她玩飞车游戏，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，上QQ，认识了几个“很远很远的朋友”。她像画画一样，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。 　　在她眼里，网上的世界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，纯洁多了。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，“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”。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，人瞬间能成为“富人”，能获得很多种“武器”，能有无穷大的“力量”。她不相信灰姑娘，不相信一见钟情，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，“太假太假了”。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，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，那里四面环海，开满桃花，“美极了”。 　　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，做V状，比画着两个方向，“知道吗，我跟妈妈是两种人，我们走的是两种路，她属于那个宿舍，我不是！” 　　可瞬间，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。她饿了，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，跟妈妈一起吃饭。 　　“没办法，不留她，她就只能睡马路” 　　在女子宿舍里，老板娘“孙二娘”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。 　　尽管她抠门得厉害，为了省电，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。她的口头禅是：“拿钱来！”手机充电一次五毛，洗衣机转一次两块。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，来屋子暖和一会儿，她伸手要“一元钱”。她像守财奴一样，四处捡旧衣服，鞋子，堆在自己的小屋，隔上一段时间，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，三块五块卖给住客…… 　　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，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，干活儿时，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，照应着，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。 　　女人们常常为争水、抢马桶、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，老板娘就像“太平洋警察”一样，主持公道，平衡中间的关系。她的目的是“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”。 　　这段时间，上面查身份证很严，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，被老板娘赶了出去，第二天，看她睡在马路边，老板娘又把她“捡回来”。 　　“没办法，不留她，她就只能睡马路。”老板娘说。 　　老板娘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，她们被亲人抛弃、无房无地、年老色衰、没有技能、没有社会保障，有的出现精神问题，她们仅剩的是，日渐稀薄的力气。 　　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：给救助站打电话，给110打电话。 　　可14年来，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。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，从宿舍下楼，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，等活儿干，等着等着就歪下去，死了。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。她的床铺，连床单都没有换，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。 　　5年间，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，可一两次后，再也没出现过。戚小光找了很久，等了很久，再也找不到了，“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。”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。 　　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。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，跟老板娘告别后，到外面找一个角落“永远地睡去”。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，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，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，她一下子觉得“天都亮了，要好好活下去”！ 　　晚上，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，唱《小荷包》、《十五的月亮》，唱过时很久的老歌，有人会像《二人转》里一样转手绢，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。她们为“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”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。 　　她们自嘲“脚下的布鞋，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，养脚”。她们希望“像赵本山一样，唠唠嗑也能赚钱”。 　　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，宿舍有姐弟恋，大家会笑她“武则天，老有魅力了”。 　　拍着拍着，女人们在笑，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，他觉得，这群“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”，坚强地活着，“太了不起了”。 　　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，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“显摆”的样子。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，嫌弃这个不好吃、那个不好吃；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；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，装着很大方，或者不停地打电话、接电话，很忙碌的样子。 　　“这是她们扞卫尊严的表现。”戚小光说，“就像你我一样。” 　　“纪录片他妈的真残酷” 　　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——一只被称作“企鹅”的鸭子，一只爱吃火腿肠叫“笑眯眯”的黑猫。 　　在这个没有电视、没有收音机的世界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。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，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，把鸭子装在里面。一天中，她最幸福的时光是，她吃一口柿子，鸭子吃一口。有人来串门，说“炖了鸭子吧”。这个女人大声说：“还是先把我炖了！” 　　不过，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“花絮”画面。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、更真实的东西出现。 　　终于有一天，他正在拍摄，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，越打越厉害，等他过去阻拦时，已经来不及：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，瞬间血流如注。他把女人抱起来，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，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。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。 　　那一夜，他身心疲惫，内心充满了自责，惭愧，“如果我不为了镜头，早点跳出来，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”，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：“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，我他妈的废了！” 　　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，可有些事件，“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”，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。 　　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，她们从不打工，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，浓妆艳抹，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，找个有钱的“饭票”男人，嫁掉。 　　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，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“男朋友”一块西瓜，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“老头”，一通大骂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，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，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。 　　他们眼里，这里没有爱情，“柴米夫妻，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。”末了，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“夫妻间”。 　　说到底，“夫妻间”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，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《上海的爱情魔方》、《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》，和几本武侠小说。 　　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，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：“女人，在我眼里，就是一身肉！” 　　“喔！那多像我的母亲、姐妹、外婆、姨妈！” 　　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，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。后来，她一边手撕烧鸡，拿啤酒瓶子喝酒，一边对着镜头流泪，说自己的新年心愿。 　　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。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，改造这个宿舍，把所有的床、褥子都换掉，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，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，养上几盆花——像真正的“女人的宿舍”。 　　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。1996年，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，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，第二晚上6个，第三晚上10个。10天后，生意出奇地好。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，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。那时农村苦，出来打工的人多，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，“苞米两毛一斤，猪肉2元多一斤，贱得厉害！” 　　最近几年，农村好过些了，打工的少些了。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，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“时尚旅馆”，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，带电脑的40元。这让她“腹背受敌”。 　　起初，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，她也抱怨“整这玩意儿干啥，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”，时间久了，她和张燕秒一样，对着镜头，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。 　　她们坐在床头，说自己活得多么“不得意”、多么“埋汰”，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“充充话费”。新年那天，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“新年快乐”！ 　　5年来，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。冬天零下30摄氏度，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，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，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。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，打哈欠，穿衣服，解裤带看钱，刷牙，涂口红…… 　　他请这里的人吃饭，给小芳生活费，帮她找工作，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；他给生病的人买药、看病；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，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…… 　　有一年的年三十，他给老板娘钱，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。尽管他很清楚，他“干预”了镜头，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：“那画面太残酷了。” 　　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，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。 　　前年，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，又开了家“男子宿舍”，4元一天。女子宿舍的价格，则提到每天3元。 　　如今，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，“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”。旁人说，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，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，也走不出这里。 　　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，都信誓旦旦地说“再也不回这个‘猪圈’了”，可不用多久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。甚至有人出嫁了，跟丈夫吵了架，还会再回这个“娘家”住几晚。 　　如今，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，他早早想好了“尾声”，那是“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”，而不是“彻头彻尾的悲剧”。 　　他要把这个片子“献给中国的农民工”，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、工棚里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，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，产生共鸣：“喔！那多像我的母亲、姐妹、外婆、姨妈！” 　　“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，大声地笑，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！”说这些时，戚小光笑出了声。